满洲征服区的统制术（中）

北方粗定还时有义军群起救国之时，多尔衮见剃发实在不利于乱局，是操之过急了，便下诏止行，诏书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弗民意，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待到次年五月，大顺与弘光压力俱已排除，六月就悍然下令全部男子剃发，数千年来，中国人传统束发，北方游牧民族剃发，南方民族断发文身，却鲜闻有一个民族强迫另一个民族更制发式衣冠之事。当女真下辖为中国的建州卫时，也从不见有中国强迫女真人蓄发易服从中国制。中国人向来只将自己的文明摊开在外人面前由的他去选择，这不怠是文明的自信，也是对他族的尊重。清廷悍然断华夏四千年风俗，剃发令一下，四方的流军包括大顺军余部，本来有降清之意的，都纷纷改变注意，转而誓死抗争。所剃岂只是发，乃是一民族之尊严！剃发令后，清军控制区内的多个州县揭竿而起，树帜反清。由剃发而引起的抗清斗争轰轰烈烈遍及全国。 

辫子式样考

相信光前垂后的阴阳头多为今人对辫子的印象，从稍晚的文献资料中也能看到类似描述。清末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这样描绘: 薙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事实上辫子的样式却非一直都如此。

日本人佐临谷庆，一位幕府的小官，在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年，嘉庆四年）出版了一本辑录中国人习俗的《清俗纪闻》，为后人了解彼时满清发式提供了重要依据。书中《冠礼》卷，介绍了冠戴发式。在男发篇里绘有一侧立老者，旁边书桌前坐着一个梳着抓誓的男孩，标示出男性童年和成年的两种发式。老者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及腰，辫尾有发带系结。这张图同传统认知的光前垂后的阴阳头辫子有很大不同，突出表现在脑壳顶上的头发比阴阳头要少的多，约是半个手掌大小。

明末清初女直人的辫子，与清末大大不同，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也很大。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使臣申忠一途径赫图阿拉，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女真习俗。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直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 可见女真人的发式，是只留脑后大约小手指粗细的发斑，再结成小辫下垂。

入关后行剃发令，所贴出布告中就要求将头颅四周的头发剃掉，只留头顶心一块, 状如金钱,再结辫下垂,形如鼠尾，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金钱鼠尾”式。 剃发令行之极为严格，当信无敢有出入者。顺治四年（西元1648）浒野关民 丁泉的头发‘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地方官奏称，‘本犯既无奸究之心， 法无可贷’ 然而朱批却是：‘着就彼处斩’ 又有大臣言及 留发和复中国衣冠事的，都斩首，陈名复就是一例。

其后，辫子和胡须的样式一直在悄悄演变，到嘉庆四年日本的《清俗纪闻》一书中辫子头顶蓄发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有4个金钱大，大约一掌心的面积，蓄发数量也明显增加，胡须从只留上唇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胡须，改为汉人传统样式。 约再过一百年，辫子才变成了今人熟知的“阴阳头-半瓢”。

英国风景画家Thomas，Allom(1804-1872)所画的中国风景画，约在公元1845年，这里头的辫子，正印证了上面的记载。

开科取士

清廷是汲取了蒙古在中国的失败经验，蒙古人轻视汉文化，视之为全无用之物。废止科举。中国远自西汉来，民间四方人才英秀透过读书一途达及政治。政府是一个士人政府，不由贵族把持。蒙古人的做法，无疑将这些英俊豪杰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清朝自世祖入关即开科取士，然而不论是剃发还是开科。都是遇逆境则怀柔，情势得利则转而高压。逆则卑顺，强则骄奢。康熙初年即大兴文字狱，二年，有湖州庄氏史案，累及70余命；三年，孙夏峰被告对薄；七年，顾亭林济南下狱，黄梨洲四被悬名追捕。及到吴三桂起事，康熙遂又转其面目，下诏荐举山林隐逸，五年后，再诏博学鸿儒。各地所举得一百四十三人，一等取二十，二等取三十，俱受翰林，收为清廷所用。是与三桂争才，恐民间才俊流入三桂帐下。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命所得五十新翰林撰修明史。以国史大业移遗民志士，何其苦心！然所能募集者俱是二，三流人物而已，如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诸人，均不能招致。康熙年间，科场有舞弊者，既有上奏称贺，谓之：‘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且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见人心归附。’ 逮至雍正继位，中国已俯首贴耳不复反测，加之雍正天性刻薄好猜忌，遂又重施高压。以文字诛戮士人之风大炙。二年，浙江汪景琪，查祠庭下狱；四年，浙江吕留良，曾静案――曾静读吕留良书，劝岳飞后人岳钟琪起兵反正，其时吕已死，曾静案发，吕招戮尸。七年，广西陆生丹因著通鉴论，主复封建制度下狱。再至乾隆朝，清人已臻全盛，中国人反抗心理，几乎消失殆尽，文字狱也达致极点。乾隆在位六十年（其有誓言与宗祠前，不敢多于康熙，故在位六十年后退位为太上皇）汉官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华人愈不反抗，满人则愈骄益。

四库全书――重整中国千年古籍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创编四库全书，用心之苦，用意之深刻，前无伦比！为满洲一部族之私，竟毁中国千年文明。前后烧毁书籍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五十三年，尚忧书不能全禁，下诏曰：‘东南诸省尚未绝禁’明清之事，乃及涉辽、金事，多被更易，一字一语，亦不放松。修饰之词也不放过，诸如改金兵 蛇结 为 盘结 云云。 中国书籍经四库之劫，面目全非。近代多有旅日留学生，始与东瀛再见部分原版汉籍，惊然发现与中国书不同。甚至有些书籍，已然为四库所毁，而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工开物既是一例。留日学生在日本发现全汉字版天工开物，始知中国有此书。被毁书籍中史书典杂录、诗文集、方志等，含括宋元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及风土人情，丰富精深。被抽毁或全毁的图书，以集部为多。集部有某时代或某地区作者之总集，文化大家及当时政治、军事、财经、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之别集，著名风骨人士别集，被毁书籍有的涉及清庭忌讳的史实，有的反映了民族的和雏型的民主思想，其价值与一个民族可想而知。中国文明非但遭受扭曲，其自然进程也为之折断。毁坏难以估量！无法补救！惜乎中华文明繁荣千年，傲视东方，逮至清代，不尽中国衣冠形象全毁，连文明载体之书籍也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