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弘光政权

本朝的建制有南，北京两套对应系统，南京作为留都其政制机构与北京一样齐全，只是北京的六部等机构为实职，南京为虚衔。两京制度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自是有它的好处，它为南方确立了一个中心，使地域庞大却政情紧凑。北京陷落后，南方自然要再立新主。南京方面的领政人物是兵部尚书史可法。

崇祯于煤山身毙后，太子下落不明，南方最有可能即位的两支皇族分别为，福王朱由崧，神宗孙，崇祯堂兄；潞王朱常芳，神宗侄，崇祯叔。按制福王当立。不但辈分合适，又是神宗的嫡孙。而潞王则是崇祯的叔叔，自然没有长辈即位晚辈的道理。东林党人却主张立潞王，谓之曰‘立贤。’实因则在于天启年间福王祖母‘郑贵妃’深陷‘妖书’，‘梃击’，‘移宫’三大案。因东林党力争使得福王的父亲朱常洵没能做成皇帝，东林党人惧怕福王得立后秋后算帐，遂游说四方以图立潞。东林党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在朝廷里都是清流，庙堂民间的威望却都很高，掌握舆论，被大众认为是正义的化身，颇具众望。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门生，他明知按制福王当立，却摇摆不定，竟然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福，潞二王都不立，去迎远在广西的桂王即位。在这刻不容缓的关头，南明急需要确立君主以稳人心振士气。主持朝政的史可法，竟如此混乱，当立者不立却去迎什么桂王，也足见其政治上的远见于是时的乱世是远远不够，远远不能挽狂澜于即倒的。

史可法将立桂的意向于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马士英表示了认可。然而马的部下凤阳太监卢九德却阴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抢先立了福王即位。这个卢九德在宫中曾经伺候过福王的父亲朱常洵。马士英在得知自己的部下将士已叛变自己被架空以后，也立即转换风向表示拥护立福的立场。而这时史可法尚不知道马的意向转变，继续给他写信，责福王有七个不可立的理由：贪淫，酗酒，不孝，虚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封信无疑是将自己的小辫子交到了马士英的手里。马士英在以后就握着这封信作为胁迫史可法的杀手锏将其排挤在朝廷之外。

福王即位，改元 ‘弘光’。其时的山东，河南在大顺军西撤后，清军的统治非常薄弱，对汉奸的笼络还没有成相当的规模。常常在一个大镇之内驻军不过数百。满洲以区区四十万人入关，若不得汉奸相助，是远远不足以统治哪怕一省大小的地方的。

相信史可法对时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不能见到眼前清军巨大的威胁正在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南明则难有回天之术。史对局势的看法与目的战略都不如清军客观清晰。江南的大片疆土之上，若能有效统合，力量自然可观。史可法却是在江北设立藩镇，效仿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委藩镇以军民两权，借以却敌。江北的四镇分述如下：黄得功镇守：滁州，和州地方，驻地在真州（今天的仪征市）。高杰，镇守徐州，泗州地方，驻地在扬州。刘良佐镇守凤阳，寿州地方，驻地在寿州。刘泽清镇守淮安，扬州地方，驻地在扬州。史可法自己也是在扬州督师。

从四镇的驻地不难看出，史可法的部署毫无远图，没有进取山东河南之意，只一味图以偏安江左。形势上就已经先屈了一着。后人或褒可法太过，或贬可法太甚，只视他处境而不见。事实上史可法也自有苦衷，其意保江南之策缘出有二：其一，大顺军彼时尚盛，遍领黄河流域地，前锋逼淮，虽遭屡创，实力仍可观。守江之策一源于此。其二，四镇定策有功，只欲偏安江左，要挟朝廷，无意北逐。又岂是可法一人能制？可法即无力统四镇，只有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奉若娇子。四镇之外，还有一个左良玉在武昌，其在崇祯年间就已经是尾大不掉了。本朝的政制，以文官制度为根本。从不见武将自雄的局面。到了弘光的时代，朝廷则渐渐的不能驾驭武将，而武将也日益的骄悍跋扈，难以统一指挥了。